要论中国历史上最窝囊的军队，非甲午之战的清军莫属。 甲午战败，日本人用陆战和海战的全面胜利，敲醒了清朝所谓“天朝上国”的迷梦。 要论中国历史上最荣耀的军队，非唐朝的军队莫属。 唐军鼎盛时，西边在今天的伊朗地区设置了波斯都督府，北边则打到了贝加尔湖。 可是，要让最窝囊的清军，对上最威风的唐军，毫无疑问是前者碾压后者。 清朝已经在玩线列步兵，拿着后膛枪，能轻松让唐朝诗人低吟“可怜鸭绿江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 昨天是“九一八”，我们的国家篮球队也输了最窝囊的一场比赛，让前几年看不上眼的日本仔赢了19分，被敲醒了“亚洲第一”的迷梦。 然而，这并不是我们在退步，我们跟之前相比在许多方面都进步了，但世界其他国家进步太快了。 如今的国家篮球队，对上姚明那届黄金一代不敢说，但对上易建联时代的国家队，还是有不小的赢面的。 在易建联时代，战术高度依赖易建联的个人攻坚，内线往往配置周琦、王哲林等传统中锋，双塔阵型下场上空间极度拥堵。 当时的国家队有极其严重的“阿联依赖症”。球权高度集中在阿联和个别主控手中，其他球员在进攻端往往较弱，容错率极低。 这导致阿联经常需要打满 35 分钟以上，攻防两端“既当爹又当妈”，下半场体能崩溃是常态。 而如今国家队内拥有了一批具备现代运动能力和换防能力的锋线与后卫，防守端能够在 1 到 4 号位进行更频繁的无限换防，防守覆盖面积和横移速度相较于老一代的重型阵型略占优势。 受现代篮球理念的影响，如今的后卫和锋线在多持球点推进、快攻反击速度上被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国家队，像赵睿的强硬突破、廖三宁和林葳等新一代后卫的持球解压能力，以及内线如杨瀚森等具备高位发牌的能力，可以让球的流动比过去单核时代更频繁。 阿联时代是“单点依赖”，如今是“多点出击”，像胡明轩、胡金秋或年轻锋线等不同的角色球员都有能力突然爆发打出阶段性高潮。 可以说，至少我们在战术理念、训练科学程度、‌年轻球员储备等方面都是进步的。如今我们的球员，在体能、力量训练、运动康复、球探分析、技战术体系等方面，比易建联那个时代专业得多，教练员与球员也更理解现代篮球。 我并不想跟姚明时代比较，因为支撑他们的是体工队体系的夕阳余晖。那届篮球国家队的背后，是全国2000多所体校和大大小小的体工队，以及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而一个姚明的背后，是无数个错过学业、衣食无着的吴柳芳。 至少，我们现在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再说说主教练郭士强，他的表现让我想起晚清名将--骑兵大师杨芳。 杨芳历任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从阵亡率极高的侦察骑兵起步，戎马五十年。他的封神之战是道光六年（1826）在西北平定张格尔之乱，他率500轻骑，一昼夜长驱数百里，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生擒敌酋张格尔。 凭此功，杨芳被绘像紫光阁，名列第二。而上一个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用兵的汉人将领还是唐朝的裴行俭。 然而，到了鸦片战争，杨芳守广州时，却成了笑话。 他看到英舰在浪中炮炮精准，认定"必有邪教善术伏其内"，于是传令遍收妇女溺器（马桶），载于木筏上，口对敌舰，企图"以邪制邪"。很快，装备马桶的清军战船在英军炮火下瞬间沉没。 杨芳不甘心，又让淋过狗血的士兵夜袭英军，结果又大败。 英军反攻，占领广州城外高地，炮轰广州城内。 清朝无奈，被迫签订《广州和约》，赔款赎城。 是杨芳的作战能力退步了么？ 杨芳几十年来都很勤奋，不仅练武不辍，还尤其爱读书，史书说"好读书，通经史大义"，他还写了《平平录》十卷、《果勇侯自编年谱》、《征西笔记》等。 杨芳一直在进步，但时代的进步更快。 郭士强也一直在进步。他当球员时候的战绩就不用多说，当教练后，他最擅长把弱队残阵捏成铁军，率辽宁夺队史首冠与全运会金牌，执教广州把弱旅带成季后赛常客；而青训方面，他训练出郭艾伦、赵继伟、崔永熙等； 他在理念上也想努力接轨世界潮流的“小球时代”。进攻端，他高度重视转换快攻，追求回合数提升；防守端，他强调压迫、逼失误，追求多位置轮转；选人上，他看重机动性，接受 “一大四小”，弱化刻板位置分工；他还鼓励外线果断出手三分，为球员心理松绑。 有几个教练如他这般既熟悉体制、理念上又努力跟世界接轨的呢？ 郭士强一直在进步，只是世界进步得更快。 具体到这场比赛，日本平均身高不到一米九五，却把现代篮球演成标本：归化中锋拉到高位策应，四外拉开，球每手停留不到一秒，三分三十投十二中，快攻轰下二十三分。那是空间、换防、用速度换高度的全球模板。 我们反着来：胡金秋、余嘉豪两个两米零八以上蹲守禁区等低位单打，外线站桩，空间自己掐死。防守不敢扑就被挡拆投穿，敢沉退又追不上突分；抢下篮板还在慢落阵地，人家早推转换上空篮。身高没换成篮板，反倒成了节奏里的累赘。 世界篮球早已经进入“小球时代”，早不是“谁高谁赢”，而是“谁能带着高度跑起来”。我们不是球员退步，是把身高当战术、把站桩当中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