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北京，93岁的茅以升病重住院。病床前陪伴他的，不是桥梁界的学生，也不是前来探望的故交，而是晚年一直照料他的女儿茅玉麟。关于这位桥梁专家的事业，史料记载颇多；关于他的家庭，却常常只剩几句冷峻的话：两任妻子先后离世，六个子女与他关系疏远，临终时几乎无人相送。 这样的结局，很难与茅以升一生的成就放在一起理解。 1896年，茅以升出生于江苏镇江。少年时代，他便显露出对机械和建筑的兴趣。1916年，他考取清华学校官费留美资格，随后赴美国求学。那是中国工程教育刚刚起步的年代，桥梁建设几乎处处受制于人，能够系统学习现代土木工程的中国学生并不多。 留学前后，茅以升与戴传蕙成婚。戴传蕙出身书香门第，性情安静，婚后承担了照料家庭、侍奉长辈的重担。茅以升远在海外，生活重心几乎全在课堂、实验室和图纸之间。夫妻长期分离，感情自然有温度，也有难以言说的空缺。 1920年，茅以升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先后在交通大学等处任教，并参与工程建设。工作一忙起来，他常常早出晚归，家中大小事务仍由戴传蕙操持。有人劝他多陪陪家人，他只说：“工程不能等。”这句话听起来像责任，落在家人耳中，却未必不是疏远。 真正让他声名大振的，是钱塘江大桥。 1934年至1937年，茅以升主持钱塘江大桥设计与建造。钱塘江水文复杂，潮汐凶猛，施工难度极大。1937年9月，大桥基本建成；同年11月11日，正式通车。茅以升把大量精力交给了这座桥，也把个人生命中最紧张、最耀眼的岁月，留在了钢梁、桥墩和江潮之间。 可事业上的突破，并没有同步带来家庭关系的稳固。抗战时期及战后，茅以升辗转多地，承担教学、科研和工程任务。长期分居、性格差异以及生活压力，逐渐让夫妻之间出现裂痕。戴传蕙身体状况后来变差，情绪也日益低落。对她而言，丈夫并非没有付出，只是那份付出更多给了国家和事业。 1946年以后，茅以升在上海工作期间，与权桂云相识。权桂云比他年轻许多，曾在相关机构任职。两人的关系后来发展为婚姻，并育有女儿茅玉麟。此事对原有家庭造成的冲击，不只是夫妻关系的改变，也牵动了几个子女对父亲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茅以升并非不知道这种选择会带来后果。他曾试图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周旋，却没有真正处理好旧家庭的情感创伤。戴传蕙晚年病情加重，1967年去世，终年六十岁。她去世后，子女与父亲的关系进一步冷却。 在子女眼中，母亲长期守住家庭，父亲却在她最需要陪伴时选择了另一段生活。这样的感受，往往比一纸婚姻关系更难消解。有人把称呼从“爸爸”改成了较为生硬的称谓，也有人离开旧居，长期在外地生活。血缘还在，亲情却变得十分遥远。 戴传蕙去世后不久，茅以升与权桂云共同生活。权桂云承受着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身体状况也不佳。她晚年生活并不轻松，最终在茅以升之前离世。两段婚姻都未能陪他走到生命尽头，这或许是个人选择与时代处境共同留下的结果。 年事渐高后，茅以升仍惦记工程。即使身体衰弱，他也会翻看资料，谈起桥梁结构时思路清楚。遗憾的是，记忆却开始出现缺口。他能记住钢梁参数和施工细节，却会把已经离世多年的戴传蕙当作仍在家中。 女儿曾轻声提醒：“母亲已经不在了。”老人沉默片刻，只问：“她什么时候回来？”这类问答，后来反复出现。茅玉麟不忍再解释，只能陪在一旁。 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追悼活动规格很高，工程界、教育界和有关部门人士纷纷前来致意。只是到了家属环节，真正站在前面的，主要是一直照料他的茅玉麟。那份空缺十分醒目，也让他的晚年家庭关系再次受到关注。 茅以升一生建造过许多桥梁，却没能把自己的家庭关系处理得同样稳固。工程可以依靠计算、材料和结构完成，亲情却需要日复一日的陪伴。对这位工程师而言，最难面对的，也许不是江潮和钢梁，而是多年以后，家人站在彼此面前，却已经不知道该怎样开口。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