戍边铸魂育桃李，戎装虽解守初心。老战友梁光燕的国防德育耕耘情 在界碑与讲台之间 贾洪国 拜望战友来到贵阳，老战友梁光燕邀我去他工作的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参观，那是他守护了十六年的校园。一路走一路辨认：这片树是当年带着学生栽的，那栋楼曾经划过消防演练的烟雾弹。走到操场边，他忽然站住了，望着远处层叠的山影出神——我知道，他看见的，是五千公里外亚东的雪山。 一九八八年的风，还在他记忆里嘶吼。那年他从遵义桐梓出发，翻过昆仑山，越过坨坨河，一路向西。颠簸的车厢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面孔被高原反应折磨得面色苍白，可没人退缩。梁光燕那时刚满十八，敦实憨厚，背着行囊走在队伍里，像一株被移栽上高原的娄山方竹。他们翻过海拔五千米的唐古拉山垭口时，他趴在军用卡车后厢板上吐得翻江倒海，可抬起头看见盘旋的鹰，忽然觉得胸腔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那是一种被广袤天地撑开的、陌生的辽阔感。 亚东到了。喜马拉雅南麓的这片土地，一边是界碑，一边是国门。连队驻地在山谷中，推门见山，山外还是山。作为特务连警卫排的战士，他负责守护一位首长的安全。那时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网络，哨位与哨位之间靠对讲机联络，风雪大的时候，连对讲机里都是杂音，像山在说话。他的哨位在山口，风从印度洋吹来，湿冷刺骨，打在脸上像细碎的刀子。冬夜站岗，棉帽的耳罩结了一层白霜，呵出的热气瞬间凝成冰碴。他学着老兵的样子，把脚趾在靴子里轻轻跺动，防止冻僵。 最难忘的是第一个除夕夜。他站完最后一班岗，回头望见远处营房的窗口透出暖黄的灯光，战友们正包饺子、看春晚。那一刻他忽然懂了什么叫做“一家不圆万家圆”。界碑在风雪中沉默，界碑后面，是千家万户的灯火。他伸手摸了摸钢枪的枪托，铁是凉的，心是烫的。 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夜。高原的风雪雕琢着他的面容，也雕琢着他的心。退役那天，他最后一次走上哨位，向五星红旗敬了一个军礼。下山时，他往背包里塞了一块界碑旁的石头——黑褐色的，拳头大小，棱角分明。后来搬过几次家，那块石头一直摆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像个沉默的见证。 一九九二年的贵州，市场经济的大潮正汹涌，转业军人的安置渠道多元而复杂。许多战友选择了效益不错的国企，或者回到老家谋一份安稳差事。梁光燕却做出了不太一样的选择。退伍后的头几年，他做过保安，干过仓库管理员，也在街道办事处帮过忙。可无论做什么，他心里总有个念头：不能停在原地。白天干活，晚上读书，宿舍里一盏台灯亮到深夜。邻居们看见这个退伍兵捧着《现代汉语词典》一页页翻，都觉得稀奇。他只是笑笑，心里藏着谁也没说破的打算——他想起在亚东时，连队指导员说过的话：“一个战士，上阵能打仗，回家能建设，才是真本事。” 二零一零年，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向他伸出橄榄枝。走进校园那天，正值九月开学季，新生的脸庞与当年车厢里那些年轻人一模一样，青涩、好奇，跃跃欲试。他被安排在安全管理岗位，没有讲台，没有教鞭，工作内容是巡查、登记、排查隐患，琐碎得近乎枯燥。可梁光燕把它们当成了新的“勤务”。每天清晨六点半到校，先去教学楼和宿舍楼转一圈，检查消防通道、应急照明，再到门卫室核对外来人员登记本。在他的理念里，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是阵地，安保的每一处细节都是界碑的延伸。 他把部队的内务标准引入了校园——被子叠成方块，物品摆放成线，巡逻队伍步伐齐整，门口保安制服笔挺。起初有人不适应，觉得小题大做，可日子久了，师生们渐渐生出一种踏实感：这个管安全的梁老师，让人放心。 真正让他在校园里立起形象的，是他把国防教育从纸上谈兵变成了身临其境。第一次征兵宣讲，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走上台，没有讲稿，没有PPT。他讲一九八九年冬天那场大雪——雪下了三天三夜，哨所通往外界的路全被封了，补给送不上来。六个战士分一箱压缩饼干，每人每天两块，就着雪水咽下去。晚上冷得睡不着，班长就领着大家唱《小白杨》，唱着唱着，有人哭了，可第二天一早，照样爬起来去站岗。 台下安静极了。有个胖乎乎的男生后来告诉我，那天他坐在第三排，听梁老师讲着讲着，声音忽然哽咽了。“我看见他扭过头去擦了擦眼睛，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就那么当着几百个学生，没忍住。”那个男生当年冬天就报了名，如今已经是西藏军区某部的班长。 梁光燕有一条铁律：凡是报名参军的同学，无论多晚，他都要亲自送站。十六年来，每一个深夜，火车站或高铁站的候车大厅里，都曾出现他帮学生提行李、整理军容的身影。二零一八年九月，贵阳日差温度最剧烈的时段，凌晨三点的贵阳站，他着短袖送走最后一批新兵。其中有七个孩子要去西藏。候车室暖气不足，他把自己带的保温杯递过去，挨个儿拍拍肩膀：“到了那边，记住——你们不是一个人，祖国在你们身后。” 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在站台上站了很久，帽子摘下来，白发在路灯下格外刺眼。第二年，这七个孩子在西藏的表现全部被评为优秀。 赵宏伟的事，是我后来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个在日喀则地震废墟上